这一夜,是喜憨儿剧团年度公演,剧中大部分演员都是智障孩子,其中一名十六岁自闭症的男孩,有语言障碍,非常惧怕面对人群,大家都叫他小害羞。前几次演出时,他往往需要其他人牵着上台,但团长曾秀玲希望能突破这孩子的限制,这次特别安排了一场戏,让他独自走到舞台中央,站在台上长达三分钟,并于持续表演完毕后,自己退场。虽然完全没有台词,但他没有羞怯。

演出结束后,小害羞的母亲在后台拉着曾秀玲的手,难掩激动地说:曾团长,非常谢谢你!我的孩子今天第一次能够独自站在众人面前,这一刻我已等了十六年。

这晚,孩子们演出由曾秀玲直接改编自绘本的儿童剧我是宝贝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是孩子们少有会唱的歌,曾秀玲借用了这首歌的旋律;当孩子们唱着改编的歌词:拿掉贴纸,拿掉贴纸,我是独一无二的。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是宝贝,我知道!台下的父母都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曾秀玲三年前开始接受喜憨儿基金会等特殊教育团体的委托,透过戏剧教学和表演,帮助智障、听障、自闭症等特殊的孩子。

喜憨儿记不住、难专心,但他们很温和,没攻击性。对于要在众目睽睽下要求喜憨儿专注完成每个环节,曾秀玲不提难度有多高,但一股劲儿滔滔不绝分享她的秘诀:就像导演看待每个演员,只是材质不同,因此我都会替他们量身打造。例如,肢体灵活的孩子,她就让他表演舞者;喜欢跳的孩子,就让他表演跳高高手;喜欢搬东西的,就让他表演大力士;配上只会唱朋友一首歌的孩子的歌声,巧妙地串成一出戏。

曾秀玲说,喜憨儿虽然只有孩子般的智力,但心理上其实盼望也获得符合他们身体成人般的对待。所以她从不叫他们小朋友,而一律称同学;指导表演时,则永远抱持着一种:我们是成人,一起来解决事情的态度。

她一手打造的豆子剧团,是目前南台湾极富知名度的儿童剧团,也是南台湾唯一能年年全省巡回近三十场的儿童剧团。谈起自己热爱的戏剧,曾秀玲立刻声调激昂、双手不时在空中比划着:台湾的教学方法太单一,如果学习曾是我最大的痛苦,为什么我不能为学习找一个出口?曾秀玲回忆起自己一脚踏入儿童剧创作的缘由,说:我深爱的戏剧是否就可能是那个出口呢?这件事让我走进儿童剧创作。

曾秀玲三岁才说话,于是在父母眼中,算不上是个聪明的孩子,加上容易分心,学习成就低,面对升学压力,我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她仍对一些事物难掩浓厚兴趣,我觉得老师的表情、肢体语言,远比他讲的话吸引我。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国中,国文老师恰巧是她的班导师,热爱喜剧。有一次,国文课上到张释之执法,老师要同学用表演的方式,逐段诠释课文。

我真是非常认真,甚至把家里的仿古董杯子拿来,最后还不小心打破了。我觉得戏剧真令我着迷。老师讲评时,称赞了许多位同学,独独漏掉了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她心里正不满地嘀咕时,老师下了结论:我们班演得最好的是曾秀玲!

她的雀跃之情可以想见。等到学期快结束时,国二生理当要帮国三生毕业欢送,老师说:秀玲,你这么有天分,和我一起创作好不好?你当导演,我帮你。尽管多年过去,曾秀玲还记得当年那出戏的情境,和剧中人物的心态纠葛,并能即兴编出台词重新搬演起来。后来我发现,许多人被牺牲掉,只是因为没有找到学习方法。我非常惊讶,原来我是情境学习的人,原来我不是那么没价值。戏剧,让她找到了自信。

高中毕业后,因成绩不佳,父亲又罹患癌症,她身为家中老三,哥哥在当兵,姐姐又在念研究所,她自认必须负起家计,于是投入社会,做过许多工作,包括推销马桶清洁剂,因善于表达,业绩还颇佳。后来,她到一所幼稚园任教。

父亲的病拖了十八个月,其间她扮演小护士,对着西瓜练习打针,好帮病中的父亲注射。日子就这样溜走,我好像完全没有十八岁少女的情怀,那段日子好像突然跳过了。

父亲过世,哥哥的国中同学到家里来表达关切。他真是一个奇人。她口中的,从小就是政府重点栽培的美术资优生,他在成大念书,瞒着家人,把生活费全都买了巨型石膏像,放在成大大榕树下,每天就这样画它八小时。有一天,他对她说:你让我看到你的艺术潜力,只是你非常没自信。」「你必须再读书。他又说。

我不知道爱情的力量为什么这么大。他读成大研究所,我为了跟他在一起,真的努力考上了南师(今日的台南大学教育学院)。这样我才觉得能够跟他匹配。

曾秀玲在南师担任班代表,不但带领全班赢得全校话剧比赛第一名、辩论比赛第二名,个人还赢得最佳编剧和最佳质询奖,让向来在校内被视为弱势的幼教系扬眉吐气,充分发挥了个人的戏剧天分和领导特质。那时我发现,原来每个人只要找到自己的位置,都可能有很好的表现。

一九九八年,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在高雄开幕,曾秀玲的剧本通过征选,受邀演出二十场,她一人身兼编导演三职,很快萌生筹组专业团队的念头,于是结合一群有相同理念的戏剧同好,组成了豆子剧团。

为何取名豆子因为这两字合起来很像怀孕的这正是她当时心境的写照:满怀爱的想像与期待。

豆子成立的第一出戏剧演出,结果爆满,认识与不认识的人都赞她的戏充满人文关怀,一定要被留住。不过,她很快发现,艺术人虽不乏理想、才华和热情,但却必须面对现实的压力。她说:想想看,一个导演导了五个月的戏,薪水只有五万元,你叫他如何持续?

为了让剧团继续生存,曾秀玲把工作量加倍,她牺牲创作,四处探询是否需要戏剧教学。她很不快乐,就在一年半后剧团将近关门之际,有位伙伴跟她说:老师,我原以为我全心全力帮你,能够分担你的问题,让你快乐起来,但我的力量很小,你还是不快乐。

这句话有如晴天霹雳,我发觉原来我是那么地自私,旁人已尽了全力在帮我。于是,曾秀玲的心境出现转圜,她明白,这阶段并不代表一辈子,于是开始欢喜面对。

曾秀玲的丈夫也曾极力反对她的剧团,并撂下狠话:如果你们所谓的艺术家,是这么狂热于自己的事业,就不该结婚。但曾秀玲太爱戏剧了,我不能没有戏剧,因为戏剧,使得一个有学习障碍的小孩考上了南师。它仿佛是我的上帝,拯救了我。于是她努力不懈引导丈夫了解剧团。如今,他是豆子的长期义工。

曾秀玲说她自小迷信天分,认为会读书就是一切,等她一路走过来,发现了自己的天分,赞誉又从四方涌来,她不讳言曾一度骄傲过头,认定自己就是天才,对待员工严厉,也因此和团员关系紧绷,我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但幸运的是,她后来看到,不是我的能耐,而是每个人特质不同。我很相信,人的特质是造物者赐予的;这样一转念后,即使是能力不够好的人,我都明白,那未必是他所愿。

今天,曾秀玲不仅带领豆子接受严苛的票房压力,并经常应邀至各公、私立机关演讲有关戏剧艺术教育和潜能激发,我有这特质是幸运的,有人只是一辈子在寻找学习的方法,而戏剧如此多元,它是否可能是一个出口?

在曾秀玲身上,其实已得到了答案。

 

~ By 张青;读者文摘,二〇〇六年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