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准亚洲新富荷包满满,下一步,新加坡要抢下亚洲金融管理中心王座

问:你们怎么紧紧抓住崛起的亚洲?能否举例说明你们的策略思维?国家新定位?

答:在中国我们很早就有苏州工业区合作项目。新加坡自有一套做事方法:新加坡把软体移转给你,换句话说,透过苏州工业区,大陆官员吸收到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也适应了中国国情。

工业园区做好后,可让其他省借镜。所以 1994 年后,各省市都知道这个新加坡工业园区;去其他省,都听得到新加坡的名声。

在印度,我们也签订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合作协定(简称 ECA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其实印度整体来说是保护主义的,但刚好他们有一个向东看计划,我们就告诉他们,新加坡可以是一个起点,如果双方可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止带动双边贸易,还能让东南亚和东亚都注意到印度的改变。

2005 年和印度签订的约,之前共谈了两年。这很不容易,因为印度的国情很特殊,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觉得要跟着亚洲的腾飞,不能只跟着中国,我们要有多方面经济联系。

鼓励合作 输出财富管理服务

问:现在你们对中东也很有兴趣,这两、三年密集地去中东?

答:我刚去中东一趟。这是我第一次去,不过前总理吴作栋去了很多次,外交部长也去了很多趟,我去了杜拜、卡达的杜哈、沙乌地阿拉伯,共三个地方。

中东对新加坡很有兴趣,他们认为新加坡肯定有可以借镜的地方,像是公司、政府的运作模式,他们都想要和我们合作。我们也很愿意趁这个机会,多了解这个曾长期被我们忽略的市场。

问:何时开始这么重视中东?

答:大概两、三年前开始。

问:为什么是那时候?因为油元涨吗?

答:可能是油价涨之前,但是差不多那时。

问:精准地说,新加坡对中东的策略是什么?

答:主要是经济合作。跟中东进行贸易,提高双边贸易额,希望他们来运用新加坡的金融服务业,也鼓励我们的厂商、银行去中东招商,当然也希望有比较深的文化交流。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东对新加坡曾密切交流,当时有不少阿拉伯商人在新加坡住下来,所以我们有一些阿拉伯后裔,如果你们去亚拉街,那边有一个小小的阿拉伯角落。

他们传统的关系是和伦敦、纽约,依靠西方的经济,但现在他们想要和我们联系。因为他们觉得尽管现实上,仍然必须要依靠西方做生意,但是在西方他们又觉得不太受到欢迎。

问:所以新加坡可以做为他们进入亚洲的门户?

答:他们也想到东亚、东南亚投资,但不全了解东亚、东南亚的社会、政治情况。我们比较了解,所以可以和他们合作,联合投资,或是找一些共同的机会。

建立金管系统 才能吸引金源

问:另外我们在台湾也发现新加坡最近的私人银行业务蓬勃发展,台湾很多优秀的金融人才,都被新加坡挖过来工作?

答:这个最好是韬光养晦,静静地做,不要多谈。

私人银行是我们金融业很重要的一部分。私人银行或基金管理的业务,必须依靠整个金融体系的透明度、诚信、管理和监理,系统的建立非常重要,不容易做得到,因为需要整个国家的制度和体系的配合。

此外,官员素质也要能跟得上,行政风气要够清廉、能配合国际金融的效率等,而这些新加坡都可以做到,从 1997 年开始推动,也是一种改革开放的方向。

我们以前,金融业管制得非常严厉,有很多新的服务或新的金融商品,我们当时都不赞成开放,因为我们觉得太复杂、不容易管,人民也不了解。但是到了 1997 年我们检讨发现,如果继续管得这么严厉,金融业的大饼只能增长到某个程度,以后要更上一层楼就很难。对待人民也不能像保姆一样,总是一直保护他们,这样不行。所以从 1997 年开始,我们就一步一步开放,刚好就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问:你们不是有一个定位,新加坡要做亚洲的瑞士?

答:有人这样说。

当然亚洲的瑞士不止一个,还有香港也有类似定位,东京也想要做,长期来看,上海也是潜在竞争者。

问:那么新加坡的优势是什么?

答: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优势。东京的优点是有日本的内需经济作基础,但东京的金融业是面向日本的,以日本本国为中心。香港规模可能和我们不相上下,有些业务甚至比我们大,他们的重点是中国或大中华区。

但新加坡走的是比较国际化的路线,我们本身是讲英语的社会,对金融业有很大的好处。不只是依靠中国,而是为整个亚洲服务,包括中东、印度、澳洲,并且和世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伦敦、纽约或是巴黎,联络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亚洲中心。

另外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稳定,如果我是投资人,对新加坡长期的政治稳定有信心,也会愿意把资产放在新加坡,让新加坡管理。所以不只是技术上的考虑,也有整体大环境的考虑。

远见杂志(台湾),2007 2 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