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处处有。肤色种族,这大概是最显而易见的;但是有更多,例如性别、所谓社会地位等等,那种歧视的存在,是深刻到难以察觉的。当我们在抱怨身受歧视、差别待遇之时,也应该自省,是不是,有意无意之间,我们也犯下相同的错误;例如那位地铁站的愤女,还有贬低他国国籍价值的言论。

特别欣赏李博士面对种族歧视时,所表现的勇气与自尊。事实胜于雄辩,用实力证明一切!

***************************************************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继续留校攻读生化博士学位,在一九七五年,我经过一年的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一般的美国学生需要三、四年,这种速度让许多美国同学对我这位黄皮肤的同学刮目相看。

人在一生当中会不断地为前途作出抉择,就如走路一样,每走一段路就会遇到交叉路,就要选择往哪个方向前进。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心想自己向来就对警政及侦查有兴趣,假如不在这个时候回到这个专业,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做了决定选择深入刑事鉴识,走进了冷门的行业。很多美国教授和同学都觉得我很愚笨,他们认为我是在世界知名的教授指导下领取到的学位,作了十多年研究,竟然就这样将这一切都抛弃,而选择当时无人问津的行业。

当时康州纽海文大学正在招聘一名刑事科学助理教授,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返警政的难得机会,便提出正式申请。当时校方觉得我的学历最好,但使他们怀疑我的语言能力。中国人在美国学术界往往受到歧视,美国学术界多半认可中国人的学历、经验以及出版的著作,但是怀疑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校方为此事投票表决,他们因为怀疑我的语言能力而将我排在第二顺位,另一位白人候选人虽然学历及研究经验不如我,但是在第一顺位。校方安排入围者试教,让学生参与评审,所有学生都投我的票,校方不得不听从学生的意见而聘请我出任该校刑事司法科学的助理教授。

教职确定后,我们便举家从纽约迁往康州。

康州人口中,每一百人中就有七十八位是白人,他们的祖先来自英国、意大利、爱尔兰、波兰、法国或加拿大。其他的族裔还包括黑人、拉丁美洲裔、以及印第安原住民。直到七〇年代初,才出现亚裔居民,亚裔居民目前有五万人左右,人数的增加十分迅速。

我在大学教授的科目是犯罪侦查及刑事鉴识。许多学生对这些学科都不熟悉,往往是因为系里规定必选而不得不上。再加上当时刑事科学仍在起步,许多传统的自然科学教授都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此外,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和教授都是白人,像我这样的黄皮肤的亚裔教授屈指可数,一些白人老教授也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私下认为我可能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未必是一位好教授。

面对这些挑战,我并不气馁。我只有加强课前准备工作,并且以许多实例来阐述与介绍这门新兴的学科。

我对这门学科的介绍吸引了许多学生,毕竟,在美国平均每一百五十三人中就有一人可能成为谋杀案的被害者,每二十三分钟就有一起命案,每九分钟就有一宗强暴案,每五十二秒就发生一起抢劫案,对于在这种犯罪活动司空见惯的环境下长大的学生来说,利用科学方法来破案的课题相当有吸引力。他们也对其他的自然科学更感兴趣,其他教授私下也感激我对学生的启发。

在任教的第一年,我就被评为年度最杰出教授,结果,一年前怀疑我语言能力的几位遴选委员会的教授都像我道贺。第二年,学生又将我评为年度最杰出教授,第三年,学生会又要提名我角逐年度最杰出教授是年度最杰出教授时,我婉言拒绝,建议他们将这荣誉赋予其他教授。

同时,我也不断地向刑事鉴识科学的期刊投稿,介绍刑事鉴识的新技术。我不分昼夜地工作,助理教授每个学期只需教十二个学分就可以,但是我自愿教二十多个学分的课程。就这样,三年内,我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进而为终身教授。在三年内擢升为终身教授的例子在这所大学并不多见,尤其是对于我这位黑头发、黄皮肤、英语略带中国口音的外来人来说,是一大肯定。后来学校设立了刑事鉴识系,设立时只有我一位教授。不久,随着学生的增多,以及社会对刑事鉴识人才需要的增多,教授人数也开始增多,我也升任为该系的系主任。一般来说,终身教授和系主任每学期只需要教授六个学分,可是,我依然每个学期教二十多个学分的课程。

刑事鉴识系虽然成立不久,但是我们十分重视实验研究,刚开始时没有化验室,我们就自己设计,我和同学们一起利用周末时间来粉刷、装修。后来争取到许多研究经费,化验室的规模也变大了。

除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知识外,我在课外尽量和学生打成一片。许多学生失恋或情绪低落时,深夜来敲门,妙娟都会起来煮些咖啡,和他们谈话,开导他们,就这样慢慢地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名来自德州的学生,后来做了律师,每次从德州返回康州探亲时必先到我家来探望我。我建议他先回家探望家人,他总是说:“李博士,您是我的恩师,是您改变了我的一生,您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

我十分注重实务与理论的配合,因为光是在课堂上纸上谈兵并不能培养出杰出的刑事鉴识人员,学生必须亲自实验才能得到经验。创立化验室后不久,我们便主动向当地的地检署提供免费的证据鉴识及咨询服务。但是警察局和地检署都不愿意将案件的证据交给我们化验。虽然我一再向他们解说并保证化验室的作业程序及品质将与他们自己的化验室一样,但是他们始终不信任而不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就将服务的对象转向公设辩护律师处。

公设辩护律师处市政府为清贫人士提供的刑事辩护服务机构,辩护处的出庭律师和检察官一样都必须是律师,他们往往因为经办的案件过多,而经费有限,许多案件都缺乏经费聘请收费昂贵的专家来作证,当我向他们介绍我们化验室的免费服务时,他们都十分高兴,但是面谈时,他们对我这位黄脸孔的化验室主管仍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刚开始时,他们只听取我对某一案件的一些专门意见,从不让我在证人席上作证,担心法官会质疑我的资格而无法通过专家资格审核这一关,纵使我符合专家证人的资格,他们也担心清一色的白人陪审团不会相信我这位黄脸孔的专家的证词。

在美国法庭,专家证人的资格十分重要。在学位及专业研究方面我无懈可击,而一般来说许多专家都会加入专业协会来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在刑事鉴识这门科学里,全美刑事鉴识协会是知名度最高的专业协会。有一次我参加了该会主办的活动,看到会员清一色都是男性白人,当我这个东方人出现在这次活动中时,不少白人都已奇怪的眼光来看我。但毕竟这是一个能增强自己资格的协会,我仔细地阅读了会员资格后,认为自己有博士学位,又是教授,入会资格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当我向该协会的职员递交申请表时,一位白人理事看了我一眼,根本没有看我的申请表,就毫不客气地将申请表格退给我,说道:“你不够资格!” 我心里明白,我所不具备的资格是肤色资格,而不是专业资格。此时我明白到,要打入这个由男性白人主宰的行业,要跨过这道门槛并非易事,但是我要用自己的本领向他们证明自己,我不想低声下气地求他们让我入会。我没有说什么,就大步走出了会场。没想到十多年后,这个起先不愿让我入会的学会竞聘请我为他们的理事,并请我担任其专业期刊的编辑。

我知道不能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被人排拒在美国主流的刑事鉴识界外,我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更努力,花更多的精力以做出些成绩来,让别人对我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另眼相看。我抱着友善的态度与公设辩护律师合作,每一宗案件都不计较路程远近和时间长短而前往现场勘查,每一项证据都仔细化验。经过多次合作,公设辩护律师处的多位律师也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

~ 待续。
~ 节录自 《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李昌钰  口述,邓洪  整理。